结核：旷日持久的努力——采访Brigitte Gicquel

Brigitte Gicquel教授 Brigitte Gicquel教授是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分枝杆菌基因组负责人。在巴黎第七大学完成其本科学业和博士生学习之后，她于1973年进入了巴斯德研究所，其科研生涯主要侧重于结核分枝杆菌遗传学。Gicquel负责协调欧洲委员会有关研制比卡介苗更为有效的结核疫苗的工作以及其结核病伦理项目。她是科学杂志《结核病》的主编。2004年，她成为法国最高级荣誉勋位勋章成员，并于2008年世界结核日获得乔治、雅克和埃利亚斯•卡内蒂奖，以表彰她所做的研究工作。

结核是一种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疾病。在五十年代，如我们的海报封面所示，一场治疗方法革命过早地降低了该疾病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性。《简报》对Brigitte Gicquel进行了采访，请其评述结核病后来在全球范围内死灰复燃和耐药性增强的原因以及该疾病控制的前景。

问：巴斯德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它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对你今天的工作起到多大的鼓舞作用和影响？

答：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结论与我的工作息息相关。路易斯•巴斯德最先提出疾病和微生物并不是自发性地出现的，他的这一发现使整个传染病领域得以发展。自那时以来，我们发展了分子生物学，致力于基因表达，并开展了蛋白质酶学性质的研究。1973年我在巴斯德研究所开始工作时，传染病和分子生物学还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1986年，我决定结合我所从事的DNA—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工作，开展对一种尚未进行过充分研究的疾病——结核的研究。开始时，部门中只有少部分人从事这项研究，负责人是Julian Davies。1994年，成立了分枝杆菌基因组。

问：科学进步如何与公共卫生目标挂钩？目前你自己的研究侧重于哪些方面？

答：你可以从几个不同角度来看，这取决于所涉具体学科。

抗结核新药物，尤其是可将目前6个月的治疗方案时间缩短的新药物的研制，可使我们更加有信心达到所制定的治疗目标，甚至可能达到100%地治愈患者的目标。

在这方面，过去20年来在结核诊断方面取得的进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快地做出病情诊断，而且还使我们能够开展药敏试验。这使卫生工作者能够有的放矢，对于特别对不同药物具有抗药性的结核菌使用特定抗生素。

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正在研究分子探针，它可识别造成感染的特定结核病杆菌。这样你就可知道患者是如何感染的，以及哪些药物可起到治疗作用。在直到近期还在使用显微镜来诊断结核病的国家中，探针也日益得到广泛的使用。

我们也在与西班牙萨拉戈萨卡洛斯•马丁小组合作，共同研制一种新的疫苗，以取代卡介苗（该疫苗也是巴斯德研究所所研制的）。新疫苗的安全性好于卡介苗，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试验也表明疫苗的效果更强。

最后，分子流行病学使我们能够识别区分不同结核菌的遗传标记。这样我们就能追踪特定结核疫情——尤其是耐药性结核——并积极追踪受感染的个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和有监督的治疗。该方法现已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中使用。

问：巴斯德研究所是世界最重要的医学研究所之一。你能讲讲贵所设在发展中国家各中心的情况吗？它们都是在讲法语的地区吗？

答：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下的研究所着重研究其本国的公共卫生问题。为此，这些研究所的实验室必须与工业化国家的科学家不断保持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反过来，科学家又可与前线卫生保健人员交流信息，并了解该领域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以及工具如何得到使用。

因为与前法国殖民地的联系的缘故，以前是讲法语的网络。现在，在柬埔寨、中国、大韩民国和乌拉圭等国也有巴斯德研究所所属机构，这些机构以好几种语言进行相互交流，不只是讲法语。

问：在法国，人们对英语作为科学用语的主导地位进行过不少讨论。是否应当更多地以法语进行科学著述和研究呢？

答：在科学领域，英语碰巧是主要语言。如果我们试图推广使用法语，而不是使用英语，那就可能妨碍人们获取最新信息和结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沟通和交流，无论使用什么语言。

问：每年估计有200万人死于结核病，尤其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既然是这样，为何还很难使人们重视结核这类领域的研究工作，即使它在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

答：首先，结核分枝杆菌很难处理。杆菌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如果你是一名从事分枝杆菌研究的遗传学家，完成一项实验就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相比之下，霍乱这类疾病只需要三周时间。因此，当涉及发表时，你必须分阶段提交研究报告，而这对有声望的期刊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而这类研究也就吸引不了有抱负的青年科学家。

所需费用也较高；不只是因为其旷日持久，也因为控制环境必须相当严格，以防止任何意外的疾病暴发。由于经济回报率较低，产业首先就投资较少。

问：结核分枝杆菌现在对越来越多的药物产生抗药性，廉价的诊断方法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卡介苗疫苗的疗效不尽相同，使用至今已有80年之久。为何控制措施更新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该何去何从？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抗生素刚刚研发问世，人们认为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杀死所有微生物。对于许多细菌而言，它确实解决问题。但是在经历抗生素革命之后，微生物在对抗生素的耐药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科学家开展了新的研究，探索结核分枝杆菌遗传学。但是，由于我们对抗生素的过分信赖，致使白白失去了20年的研究时间。

抗药性增强意味着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不可能独自有所作为。我们被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所束缚。许多需要经改进的结核控制方法的人身处政治局势动荡、资源短缺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例如，前苏联在政治解体和基础设施崩溃时，虽然新的政治体制随之产生，但新的卫生体系却并未出现。这就导致药物分配不均衡，患者得不到药品供应以完成其治疗程序，从而再次导致产生耐药性。

问：15年前，世卫组织于1993年宣布结核为全球紧急情况。自那时以来，结核控制方面是否取得了进展，亦或情况更加糟糕？

答：总体情况自2003年以来有所改善。在病例数最初增长之后，发病率现已趋于稳定，甚至还略有下降。现在的形势不太好，但本来可能会更加糟糕。

现已取得一些重大突破，正在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但其中许多资金正在用于特定的结核研究。许多科学进步来自于其他领域。例如，将DNA切割为小块分子的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就是Werner Arber与其同事的研究成果。他们研究细菌的免疫系统，结果却对生物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基础研究，以获取有关结核杆菌及其与其宿主的相互作用的知识——如果我们只是把资金用于专门研制新的抗生素、疫苗或诊断方法等确切目标的话，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将不过是白白浪费而已。